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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求是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01-23 11:23 点击:

竺可桢(1890年—1974年),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求是”校训立标杆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面对着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学校,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初迁浙江於潜、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然而,在两千六百多公里的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浙大)的教学科研不曾有半点懈怠。“求是”校训也诞生在西迁途中。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深刻理解“求是”的内涵,他不厌其烦地跟学生们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竺可桢特别赞赏王阳明“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高尚品格,推崇其“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的理念和“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的论述。他强调“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的最好指示。”[1]自此,“求是”校训成为浙大人的行动标杆。

不拘一格引人才

竺可桢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在用人方面,“求是”精神的表现就是唯才是举,用人唯贤,没有私心,没有门户之见。竺可桢非常重视人才,1936年刚任校长时,他就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并且真诚地表示要“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掌校期间,竺可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学校网罗优秀人才。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竺可桢不但延请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同样看重初露头角、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

1936年,28岁的谈家桢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非常渴望能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奋斗,希望能到一所国立大学工作。“但当时国内高校派系林立,壁垒森严,我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想进国立大学任教,不那么容易。竺可桢听说后,立刻给我寄来了聘书。”他回忆说。后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并给予重用。可见,他在聘任教授方面,特别敢冲破壁垒。

王淦昌来浙大任教时只有29岁。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还设家宴款待他。“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正是在那段时间,王淦昌培养了程开甲、谢学锦等一批著名学生。

竺可桢来浙大的时候,苏步青已经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更是极力照顾苏步青的家人。原来浙大开始西迁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终于稳定下来时,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马上就批了一笔经费。苏步青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怕她路上遇险,事先还从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手谕,让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正是在竺可桢的细心关照下,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可以说,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和人格魅力网罗了一大批名师大家。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中青年教授都是在浙大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

追求真理创新知

所谓求是,既要有“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又要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正因如此,虽然抗战烽火连天,浙大人仍然弦歌不辍。每到一处安顿下来,师生们就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在贵州办学后,每个星期浙大都会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贵州的山沟沟一时间也因为这所大学和世界联系了起来。在竺可桢的倡导下,浙大的学术讨论之风盛行。

除了人这个最大能动力以外,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必要的实验设备和器材。竺可桢曾说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将图书仪器、校舍建筑与人才并列,可见竺可桢心目中对这些外在支撑条件的重视。考虑到图书文献很稀缺,特别是订阅外文期刊和专业刊物非常难,竺可桢拨了近万元费用专门托在上海的教授选购外文书刊。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浙大人获得了一项又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其中的机制和规律,成果在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写出了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2]

曾到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的著名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两次参观浙江大学,他对浙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学术气氛浓郁、仍然科研成就拔萃印象十分深刻,赞誉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是“东方的剑桥”。他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这既是对浙大的赞誉,也是对竺可桢的褒奖。

浙大西迁时,《四库全书》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欲转移至安全地方却受制于经费、人力、运输工具的不济。竺可桢得知此事后伸出了援手,由浙大师生带着《四库全书》一起西迁,几经转运、秘藏,用夏天翻晒等办法进行抢救,直到1946年,重新运回杭州。《四库全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精华和象征,它和西迁的浙大一起流亡,正可谓“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因材施教育栋梁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认为,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对于教育学生,竺可桢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如何培养?首先要有好的教师教。竺可桢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教授要“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因此,苏步青、钱宝琮、王淦昌等教授常给新生上课。苏步青后来回忆说,当年竺可桢让他当很难干的训导长,他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至于补课代课,更是不在话下。

教法很重要。竺可桢倡导从学生的特质出发,因材施教。在天目山安置新生的时候,竺可桢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制度—导师制。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后来,在遵义安顿下来后,导师制开始在全校落实推行。

在贵州的时候,每隔一两周,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一位学生讨论。这位学生总是有很多课本之外的问题,束星北总是耐心回答。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李政道说, “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学校在教学方面严格把关勇于创新,竺可桢治下的浙大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谷超豪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竺可桢对学生也是百般呵护。有一次,学生不顾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的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游行行为,但他认为,“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后来,竺可桢60岁生日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浙大保姆”四个字。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是学生对他最真诚的褒奖。

服务社会讲实效

1936年秋天,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竺可桢二问”。在竺可桢看来,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而做实事,也是“求是”精神的体现之一。

西迁时期,竺可桢就提出了“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沿途造福乡里。“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我父亲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到了贵州遵义,浙大相关学科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回忆说。[3]特别是在湄潭百姓口中,流传着很多浙大的故事。那个叫“湄红”的新茶以及那个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浙大农学院教授罗登义命名的……即使这么多年过去后,老湄潭人还念兹在兹:当年,遵义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3个铜板就可以吸一次烟,当地烟民甚众。竺可桢甚为痛心,由浙大提供一笔经费援助,让当地人免费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元钱伙食费。[4]

回到那两个问题。竺可桢有他自己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堪称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科学为教育贡献的一生。

求是光芒照前路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间段,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但浙大人会永远记住竺校长的。

正是竺可桢在浙大的13年期间,浙大整体办学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师生成果众多。这与他的影响和“求是”精神的熏陶不无关系。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浙大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都是浙大师生写的。每个人的回忆都是那样细微而真切,很多人都提到了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求是”精神的丰厚遗产。

“求是”精神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作是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9月2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小剧场为在杭高校大学生作报告。他满怀深情地说:“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浙江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崇高精神的高度概括。‘求是’精神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省教育科技战线的工作者以及全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发扬、光大‘求是’精神。”

在当下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大潮中,我们要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选用人才,是不是非得看“出身”,必须要世界名牌大学毕业?我们要思考,在科研条件远超从前甚至堪比世界一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出远超从前、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我们要思考,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学校和教师有没有真正花心思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我们要思考,学校的奋斗目标是一些好看的数字、好听的名头还是“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价值追求?也许,竺可桢留给我们的不只“二问”,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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